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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两会代表委员热谈纪念全国科学大会30周年

科技部门户网站  www.most.gov.cn      2008年03月17日     科技日报

  记者寻访科技界委员,大都人去房空。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委员摘下胸卡,匆匆离开,声称“有事要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委员昨晚就告知本报记者:攒了一堆事,明天要回办公室!

  难得半日之闲,身为科学家的他们所忙之事不外本行:科研重任催人急!

  10年浩劫期间“科研有罪”的窒息,藏在《红旗》杂志下搞学术的荒诞,与今相比恍若隔世。他们说,没有30年前“科学的春天”,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那个春天,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中国

  1978年3月18日。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个春天;对历经10年苦难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春天。

  很多人评价,就在那天开幕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解放了知识分子,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坐在临窗的椅子上,邬贺铨陷入了沉思,相比之前将记者迎进门时的热情与幽默,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回到了30年前那个充满激情与憧憬,却又满是不安的年代。

  “那个时候我还在三线,”良久,他终于说,“偌大的研究所归一个工厂管辖,所有科研人员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在四川一个偏僻的所里,听到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时,他很难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想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把科学研究的断层接起来,”邬贺铨感慨,“尽管当时知识分子的待遇比现在差很多,但是精神上的激励足以唤起强大的力量。”

  同样受到“召唤”的,还有许多与他一样的有志之士。交白卷的张铁生不再是楷模,徐迟笔下的陈景润终成榜样。“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风气从这时候兴起。”邬贺铨说。

  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用文学家的浪漫呼唤科学的春天,并鼓励科学家们“嫦娥奔月”“龙宫探宝”……

  30年之后,嫦娥一号奔月成功,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古之梦;“神六”“神七”实现国人走向太空的梦想;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成功解决冻土施工的世界性难题;首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喷气支线客机“翔凤”完成总装。

  “没有科学的春天,就不会有这一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委员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没有科学的春天,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不了今天。”

  自主创新,续写科技事业的新乐章

  采访中,许多科技界代表、委员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经历过“科学被摧残的岁月”,他们对于中国科技界取得的成就格外珍惜,“让科学留在春天”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30年的发展,我们与国外缩小了差距,他们看到了中国的追赶,所以在核心技术上封锁我们。”邬贺铨说,“自主创新是保持我国科学的春天的唯一途径,这应是科技界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沈文庆委员有同样的忧思:“如今核心技术大部分还不属于中国,科技要再上新台阶,从科技大国变成科技强国,就要不断创新。”

  他有一个梦想———二三十年后,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属于中国。“我想我们能够做到。”他说。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委员一直想干的事,就是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这样的梦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30年的等待。“大飞机终于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目标,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他笑称,国家投的巨资,连他自己都吓一跳。

  在记者的留言本上,有两位院士竟然写下同样的寄语。

  “科学永远是春天!”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代表认真写下两份,让记者任选。号称自己是急性子的邬贺铨,思索良久之后提笔写就:“自主创新,愿我国科技事业永远是春天。”

  直面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秦大河曾多次赴南极科考,徒步穿越南极大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全部拥有南极地表一米以下冰)标本的科学家;而1978年,他还是下乡知青中的一员。如今,秦大河算得上风云人物。代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捧回了诺贝尔和平奖、呼吁多年的气候变化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他告诉记者,不管处于何种阶段,不管作为官员还是科学家,自己一定是努力说真话的人。

  在法国开会,秦大河遇到了来自国内的记者。记者在一群外国专家中发现了唯一的一张中国面孔,想“逼”他讲几句豪言壮语,被他断然拒绝。“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正视问题正是爱国的体现。”

  “30年前虽然科研资金匮乏、条件艰苦,但是经历了10年磨难与等待的科学家们充满了为科学献身的激情与纯粹。”邬贺铨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做出国家急需的成果。

  如今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实力,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为数众多科技人才,“但是诱惑太多,很难潜心研究”,秦大河一边回忆自己30年前在乡下的情景,一遍锁着眉头告诫记者不要浮夸。而邬贺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科研人员自身经不住诱惑,而更重要的是科研管理需要有好的评价体系。

  “现在有一个恶性循环:拿到大项目就可能得到奖,得了奖就可能拿到更大项目。于是有的研究人员甚至是学术带头人忙于公关,要项目时浮夸一点,少报缺点,多说优点,”邬贺铨说,“这对整个科研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秦大河说,“这样,我们再干30年,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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