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倒转。
　　1988年春天，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几星期。
　　北京，白颐路，悄无声息。很多东西却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不满现状”的科技人员，抛下所谓的“金饭碗”，投身中关村这块当时并不繁华却极具活力的希望之所。段永基、杨元庆、王志东、王文京……还有邵凯。
　　“回头看，当时的选择有点莽撞。”已是用友软件工程公司总裁，邵凯依然谦逊，“我的经历很简单。”
　　简单？并不简单。
　　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抛掉“金饭碗”，从“程序员”做到总裁的人，能说简单？！
　　一个经历了“用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乃至见证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轨迹的人，能说简单？！
　　邵凯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中国高新区几经风雨后的成功。连同邵凯所在的中关村，我国已形成54个国家高新区，并在其中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23万家，占全国总数的58%。
　　黎明前的夜
　　“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反和平演变”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同乱麻，又有几分混沌，纠缠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邵凯当时也没有理清。“二十三四岁，我已是高校项目负责人。若到现在，估计也能做到副局级。”如今的用友软件工程公司，营业收入翻着跟头地上涨：2004年278%，2005年489%，2006年100%……邵凯却常忆起当年。
　　那时，他常到中关村转转———白颐路还是“电子一条街”，机箱、显示器、主板待价而沽，满街年轻人，奔波却迸发朝气。一时间，手捧“金饭碗”的悲哀袭来。
　　走在街头，与人们擦肩而过的，或许便是某高校的教授或某科技成果的发明者。然而，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却挤在科研与教学的封闭体系内，就像挤在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高校生活很轻松，未来我却看不清。”邵凯并不隐瞒。
　　1978年3月30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落幕。“科学的春天”开始唱响。从那时起，科研人员心中渐有暖意，并在神州大地喷涌着冲透混沌的欲望以及创造的狂想。
　　就像海明威笔下的捕鲨老人，陈春先也一直在“斗”。只不过，他斗的不是鲨，而是自己；斗的地点，不在大海，而在中关村。
　　1980年10月25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所有人员在业余时间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人每月有15元津贴。
　　姓“社”？姓“资”？“津贴”于今日正常不过，当时却堪称“大逆”，甚至有人要来查账封门。
　　长夜，大多人都进入梦乡。中关村，科学城里的人却感到窒息。四周都是铁壁，捶打不开。但也唯有抗争。如今看来，那是黎明前的夜。
　　1984年10月20日，我国批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今天看似不言而喻的道理，当时将人们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
　　在陈春先身后，一批批知识分子，拒绝了“皇粮与官俸”，选择了“落草为寇”；拒绝了安乐与清闲，选择了不安与冒险；拒绝了昨天的挽留，选择了未来的召唤。目的，只是为了学有所用，而且是真正的应用。
    1988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对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调查与总结。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1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27个国家高新区的创业者首次聚集到一起，率先目睹了邓小平同志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火炬计划”专题片后，欣然题写“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成了第一批直接感受小平同志对高科技产业化心之所仪、情之所系的幸运者。
　　冲透混沌的人们，知道并深爱着高新区。多年后的今天，无论高新技术企业、人员数量，还是产销规模，国家高新区都已占到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半壁江山。2007年，国家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数的8.3%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2226亿元，并呈现突出的地方特色、集群式发展态势。
　　脑瓜与市场
　　“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在联想成立的若干年后，柳传志展露雄心。
　　如今的联想，作为首家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它的创建者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而后翻开了传奇的第一页。谁还能想到，柳传志当年曾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联想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脑瓜与市场的调和。
　　在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198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20年来，火炬计划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精神，不断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而联想，在“技工贸”“贸工技”“技工贸”的转换中，牢牢将市场抓在手中。
　　2004年，联想以“蛇吞象”的气势收购IBM的PC业务。而这一年，联想的全年收入为30亿美元，IBM的PC业务收入约90亿美元；IBM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而联想在海外基本上是空白。
　　这何止是蛇与象的差异！
　　有人说，IBM的PC业务不过是一大堆象骨头罢了。理由很简单：IBM的PC业务约占其总销售额的10%，但对每股盈利的贡献率不到1%。
　　对于“象肋”的观点，柳传志并不认同：“PC在全球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的规模，而且由于网络的发展，PC业务形势不断的变化，还会往更大方面发展。IBM不适合做的东西，未必别人做就不合适。”
　　脑瓜的后面是市场。而其结果，则造就了联想世界PC老三的排名。
　　在54个国家高新区里，联想绝非异类。从1992年到2007年，国家高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长率达到44%。北京、武汉、南京、长春、西安等27个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2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高新胸怀
　　尹卫东，称北京科兴为“敌后武工队”。
　　明眼人知道，这是比较国家大院大所而言。但北京科兴着实成为我国高新企业的希望。很多人讲：“他们把世界装在心里。”
　　该生的生，该死的死。在尹卫东眼中，企业不断更替，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仿佛新陈代谢，推着高新区向前。
　　而尹卫东和他的北京科兴，在高新世界里游泳，畅快淋漓。
　　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全球第二支甲乙肝联合疫苗，与全球同步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常规流感疫苗……在证明了疫苗中国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后，尹卫东开始思考企业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大命题。
　　“实实在在把人类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挑，实实在在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造的能量和人类良知。”
　　何等胸怀？！这何尝不是高新区的胸怀？！
　　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大批产业集群相继产生，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础；
　　一方面，这些产业集群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竞争日趋激烈，并越来越受到高端上游封锁。
　　如何寻求整体突破，国家应制定怎样的政策进行引导与支持？
　　2005年6月17日，到中关村考察的温家宝总理与企业家座谈时形象地说，象棋中的“车”是勇往直前的，“马”是与日俱进的，“炮”是跨越式跳动的。就像车马炮一样，只要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国家高新区就一定能办好、办出特色。
　　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提出，把高新区作为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重要平台。
　　中关村也好，张江也好，苏锡常也好，高新区人澎湃着激情。这也激励着他们，心怀朴实，不断向前。
　　如今，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化基地，几乎全部集中在国家高新区内，国家高新区更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去年，国家高新区实现生产总值17574.5亿元，以约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产出了全国7.1%的GDP；高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增加值7亿元，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高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为62.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3倍。
　　邵凯说，1997年，“用友”在北京上地盖了一栋楼。当时，周边很荒凉，田里玉米、小麦生长茂盛。在大棚旁的小屋子，住着一群给农民打工的人。他们不是本地人，来自四面八方，不说北京话，言语憨厚。“我和他们一样，是给高新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高新世界。过去是，未来也是。”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