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之二)
日期: 2005年09月15日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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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事情与科学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的。这个事情说开去了,我们还是说舒尔茨。舒尔茨认为,一定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他非常强调教育,因为这是报酬递增的。索洛的理论有一点毛病,索洛这个模型是有里程碑的,他指出来决定增长的不会递减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现代经济增长是靠的这个。所以马克思原来预言的平均利润递减、失业会增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但是索洛的理论有一个问题,他把A(即技术进步)看作外生的,就是说先进的国家有了技术了,这个技术扩散到后进的国家;后进的国家可以拿这个技术来,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去。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指出索洛的理论有毛病。怎么证明他有毛病呢?拿实际数据检验。如果索洛说的是对的,那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会逐渐地趋于同一。后进国家因为可以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他的增长速度、增长效率就会提高。那么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事实上没有趋同,现在有很多研究报告指出,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新经济增长理论从这一点出发就提出来,说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是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人家有先进技术你拿过来你的经济增长就上去了,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制度和环境不利于采用先进的技术,不利于开发先进的技术,所以后进国家不见得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所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上占优势的理论,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座各位是专门干这个的,就是要促进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我们一定要注意,科学技术发展不是外生的,是内生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和环境的话,我们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我们不会轻易地赶上的。

  说了这么半天说的都是理论,当然其实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人认为理论并不都是空话,都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是实际经验的系统总结,我们下面还会看到把这些理论用来观察我们问题、分析我们的问题、找出我们自己的答案是会很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分析经济增长。说的早是18世纪末期,说的晚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为什么、怎么才可以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大,我们光说人家现代经济增长靠效率提高了,我们也要提高效率,那么怎么提高效率?其实提高效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几十年了。我记得刚粉碎“四人帮”时,决定20世纪最后20年要翻两番,特别提到了翻两番是有前提的,“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后来翻两番做到了,但是前提好像没有完全做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关在屋里想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更讨巧的办法,不如看一看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在19世纪风雨飘摇的那些西方国家,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她们就是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后,好像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与活力,以至于整个20世纪她们度过来了,20世纪初期风雨飘摇,到了20世纪末期,我们原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许涤新说的,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一定的活力。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我们的制度条件下应该比他们更有好条件来做。

  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办法。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很多书研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是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展。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都共同指出一条,就是叫做有利于科学或者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大致上在19世纪中期这个制度化就完成了。有很多书讲这个问题,比如与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有关的一套机制,它的制度化在中世纪末期就开始萌芽了,后来到了19世纪中期大体上已经实现了。我看他们这些论述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科学共同体的建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科学和技术不一样,对于科学的激励是一种基于优先权的激励,科学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外部性的,能为全社会造福,怎么来奖励它呢?不是靠利用商业利益,因为用商业利益说不清楚的。我记得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调研的时候,数学所杨乐所长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什么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数论呢,你说不清楚怎么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还有一位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为我们的卫星导弹做出了很大贡献,叫关肇直,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问我一个问题,说哥德巴赫猜想在经济上有什么用,你们说的清楚吗?按照你这个标准能行吗?所以说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动力是人类的一种求知的欲望,对他的激励最重要的是看谁最先提出了这个定理、发现了这个规律。那么怎么来做呢?办法就是同行评议了。那么这个激励科学进展的竞技规则就叫做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规范的执行和对于首创权的奖励靠谁来做呢?靠科学家的共同体。最早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协学会、还有各行各业的学会,他们交流信息、他们来执行学术规范、他们来评选先进人物、他们来授予奖励,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它的激励、它的推动力量确实是商业利益,所以技术这个东西的发展要靠整个的市场制度,当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前年我去浙江调查,一些技术创新的积极分子很苦恼,就是我们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太差,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什么技术创新。还有学校,学校在中世纪后期是传播知识的机构,但后来由于学校自治、学术权威的树立,它就不但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成了创造知识的场所,所以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一套制度在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比较完备了,因此科学和技术创新就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得到很强的激励。日本是个第三梯队的国家,它的专利法是1885年建立的,1985年我去日本,日本全国正在庆祝《专利法》100周年。因为基于科学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所以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大量涌现,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来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我要讲一讲,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所以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按照比较老一点的统计数字像库兹涅茨用的统计数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产业才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产业,更新的统计数字表明时间好像还要早一点。后来,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生长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基于科学的技术,怎么才能完全发展起来呢?不完全是靠研究所。其实到了19世纪后期,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大企业里面都有研发机构。在早期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时候,研发机构是算工业的,到后来确立了三个产业的划分以后,慢慢地,服务业在统计方法上就从工业里面分出来了,所以越到后来的统计中服务业的比重好像越来越高。这跟我们很多人的目前的观念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我们这里生产性服务业很不发达,我们一讲起服务业就是餐饮业什么的,其实20世纪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它的服务产品不是卖给消费者的,不是拿去直接消费的,是卖给生产者的。比如说刚才讲的研发机构就从事生产性服务的,还有为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都是生产性服务业,不是消费信贷,但是对于企业的金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的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就出现一个现象,工业里面有许多服务业的含量,这叫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了,一体化了。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我们举个例子,索尼现在的主要收入和主要利润来自哪里呢?来自服务,不是来自制造。我不知道美国怎么分类,在台湾,看他们服务业100强前几位的都是工业企业,宏碁好像是台湾服务业的第四名、第五名。我们都知道,索尼的制造部分赚钱很少,甚至是亏损的,它现在主要是靠它的什么电影公司。即使企业制造产品比如电脑,电脑的软件还是主要的。所以现代制造业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是服务业,但是在西方的统计里面,是把服务的部分归到服务业里的,实际上反映出服务业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人说后期的工业化应该叫做服务工业化,可见服务业跟工业分不清楚;也有的人说,这叫去工业化,甚至还有一种从物质生产的观点说叫空洞化,总之这个观念不是像原来那样的工业化概念了,但我们还是保留原来的观念。什么叫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是我们历来的、几十年的口号,解放以前是这个口号,解放以后还是这个口号。所以在争论中,还有一本杂志上有一篇长篇报道,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然后再考虑去发展服务业。这个说法与其它国家发展的实际是不一致的,就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工业化的这个概念本身扩展了。从制造业的情况来看,最能说明这个情况的就是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的这个微笑曲线。他说现在的制造业价值链的状况是这样的(图示),这里高度是讲附加值的高低和盈利率的高低。现在的价值链是两头高中间低,两头中上面一头就是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下面一头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综合物流、金融,这两端附加值很高。附加值低的是中间一块,就是加工、组装、制造。这是施振荣1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微笑曲线,而且从图中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曲率越到后来弯得越厉害,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比较平坦,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很凹了,就是加工组装的附加值很低很低,盈利率很低很低,两头盈利率高。那两头是什么呢?从原来的观念来说,这是服务业,这不是制造业,研发设计这都是服务业,品牌营销是商业,金融也是服务业,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这个图表明第一梯队国家第二梯队国家第三梯队国家服务业在工业化后期的比重越来越高。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非常明显,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是一个占优势的产业,超过了工业。有人举韩国为例,说重工业化是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么对服务业的意义的估计,我们有了现代经济学支持以后,对服务业的发展作用的估计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后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比如说现在有了公司治理了,有了董事会,你看董事会要花多少钱,搞一个收购、搞一个什么审查、搞一个关联交易审查,要那么多的材料,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那些人都是高工资的,这些东西跟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交易付出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呢?经济学有一套道理,就是因为,生产成本靠什么降低呢?靠分工深化,分工越深化,就有协作关系,交易就增加;交易增加了,就要为交易付出成本,就是这么一条链条。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使得分工深化,分工深化以后交易就越频繁,范围就越来越大,如果自给自足就没有交易了。要处理交易就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诺斯估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民收入中47%是用于交易的。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业主要是处理交易的,所以它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举个例子,香港一个综合物流管理即供应链管理的大企业叫利丰集团,是一个很大的供应链管理机构。利丰老板冯国经讲在他们这一行里面,从原料一直到消费,全部的价值链里面用于制造的只占1/4,用于流通的占3/4。所以他说制造成本要降低是非常困难的,办法就是降低流通的成本,这比较容易。所以他把这个叫“软3元”,4块钱中有1块是制造,再要抠出几分钱来都很难;有3块钱是用于流通的,从这里抠出个一、二毛钱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现在中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生产成本很低,交易成本非常高。当然这不光是指流通了,还有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很差,所以交易成本非常高。我在匈牙利碰到一个温州老板在匈牙利做生意,我说你有什么体会呀?他说我们在国内做生意太累,光是陪人喝酒就受不了,交易成本太高了。

  经济增长效率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信息化最重要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化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但是对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我们可能是第五梯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工业化,但完全可以用信息化手段在适当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成本,可以加快我们的工业化步伐,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现在讲经济增长模式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工业化增长模式演变和存在的问题。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搞了156项,主要的投资都投在这上面了,想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当然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很快在1956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虽然说要强调农业、轻工业,但还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这样做。而实际工作中不但没有强化农业,而且到1958年搞了个大炼钢铁,影响非常严重,反正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还都是沿着早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它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带来了很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始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其实就是纠正旧型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1979年和1981年我们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它的要点就是加强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就是1996-2000年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在中共中央的建议里就提出来,后来在正式的计划里面也规定了,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计划沿着这个路线,强调要优化结构,要结构升级,但是我们从1979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强调的是改变结果,而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去分析原因,去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要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效率,提高效率支撑增长,但是怎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提高效率?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够,而事实上使得我们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那种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想改变结果,但是因为没有改变原因,结果也改变很慢或很少。那么有哪些旧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在起作用呢?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我们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明确了,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没有到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候,因为我们金融改革滞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金融资源主要是从银行来的,而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地党政领导影响的,甚至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除此之外,这些年来有个新的重要资源是由政府在配置,这就是土地,从农民那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收来,然后在各级政府手里由他们来决定配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把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不光是组织部考核,组织部同志也注意了,成了整个社会看政绩,什么代表政绩呢?GDP增长率。

  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这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个东西是跟产值直接挂在一起的。

  第四个也很重要,非经济学家大概不太注意。在过去计划经济为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用行政办法干预价格,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行政决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压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说劳动力工资尽量规定得很低,美其名曰因为好吸引投资;贷款是保持过去的低利率状态,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的,去年这一年,中央的要求是要压缩投资,可是贷款的实际利率是零利率,零利率就意味着只要你有办法借到钱,你根本就不用付代价的;土地,或者说过去不要钱,后来批租的时候,那是有很多优惠的,对大企业,对外来的企业,那是半买半送。甚至有些地方搞得更厉害,其中的几通一平由我负责,你进来,就是倒贴了;还有电价,电价是普遍偏低;石油制品的价格,我们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全世界的人都骂美国,美国因为燃油没有什么税,所以就浪费世界资源,我们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又是个贫油的国家,可是我们也是没有燃油税。有识之士包括汽车工业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多少年,要鼓励省油的、低排量的轿车,要限制高排量的车,要给油品加税,但是为了支持我们汽车工业,燃油税迟迟没有做;还有一个外汇,外汇人民币低估,其实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它的成本大为降低了。

  所有这些四条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走回老的增长模式,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加上我们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来要调整结构、优化结构,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下,人们就把调整理解为由政府来向什么方向调整,向发展那些产值高、税收多的产业,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风潮,大致上在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变成了全国的风潮。一些俄理论家们又做了一些论证,说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许多地方都说本地经济结构太低级了、太轻了,要重型化。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是2003年,那时我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当时深圳市党委的领导提出来,深圳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轻,要重型化。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些老头可能是太保守,老头们都不太同意,原来广东省委的几位老书记都不同意。在我想来,深圳本来电信设备产业最强了,后来发展很强的华为、中兴都在深圳,我们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支持它们,让这个产业成长得更快。但他们认为这个不行,这个东西产值好像不够高,收入也不够多,要进一步重型化。后来去年到浙江也碰到这个问题,特别奇怪的就是各个企业都要做汽车。那天在宁波调查,发现波导也要做汽车,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是不放心,我说再安排一次我要到波导去看一看为什么要造汽车。波导在2002年时是全国手机产量最高的,但是它有问题呀,它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是法国技术。如果钱很多,据说准备了几十亿要做汽车,我说这几十亿为什么不投入搞手机的研究开发呀?除非我们不准备做手机了,要是做手机的话,是不是还是要搞一点自己的知识产权呀?不然钱都让人家赚了,韩国人赚钱呀,美国人也赚了不少。后来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再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这个时候他们也觉得不大行了,还好他们没有上汽车。也有上了的,奥克斯就上了,上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的SUV现在下马了,下马以后,现有的客户提出来汽车备件没有,怎么办?全国各地像这种情况可能很多,就是要重型化,全国各地都是重型化。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是说不能“化”,不能把重工业作为我们主要发展的行业,而且也不能够各个地方都发展这个东西。

  那么一窝蜂地重型化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有7点坏处,第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知道要取得经济效率,经济学上说一个基础的东西就是要看你的资源禀赋,要扬长避短。1983年,国务院通过一个决定,就叫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那么我们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长的、什么是我们短的呢?我们最长的就是人力资源,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非常得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经济之道、要提高效率之道,就是要扬长避短。但是用投资、用重化工业去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恰好是一个扬短避长的选择。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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