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转危为安，这群科研人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科院南京所太湖站科研人员在工作平台上采集数据。
中科院南京所供图

　　今年是太湖水危机发生十周年。当年蓝藻堆积、湖水恶臭、自来水厂关停、市民疯抢矿泉水的场景，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10年来太湖流域的人口增加了1000多万、GDP翻了一番，但太湖水质没有继续恶化，蓝藻水华也没有大规模暴发。

　　太湖转危为安，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称为“太湖医生”的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以下简称太湖站）的科研人员。隶属于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南京所）的太湖站是国家级野外站，在站长秦伯强带领下，科研人员以湖为家、潜心研究20多年，提出了很多良方，使太湖治污由粗放转向精准。

　　前不久，记者走进太湖站，探访为太湖治污做出独特贡献的幕后英雄。

　　太湖治污艰难，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盆泥汤水、一笔糊涂账”

　　在太湖站专家公寓的会议室，常务副站长朱广伟研究员正向记者介绍基本情况。在他一边放幻灯片、一边解说的时候，一位头发灰白、拄着拐杖的中年男子，安静地坐在后排。直到朱广伟讲完、主持人介绍他到前排就座、“补充介绍”的时候，记者们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就是在此坚守了21年的太湖站站长秦伯强。

　　秦伯强1963年出生在太湖西山岛，1996年在国外做完博士后之后，他回到中科院南京所，研究“母亲湖”的污染治理。

　　说到太湖治理，秦伯强很是感慨：上世纪90年代太湖的污染就已触目惊心，1998年启动的“太湖零点达标”治污行动提出了“2000年太湖水变清”的奋斗目标。但是，“零点行动”结束后太湖水非但没能变清，还爆发了水危机。

　　“太湖治污如此艰难，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盆泥汤水、一笔糊涂账’。”秦伯强说，一方面是人们对太湖的特点认识不到位。“太湖虽然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水面开阔，但平均水深只有1.9米左右，是全球少有的大型浅水湖。由于水浅，湖面稍有风浪，底泥就会被搅动上来，湖水就变成一盆泥汤，氮、磷等营养物质也随之不断扩散，很难在湖底稳定沉积，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他说，“一笔糊涂账”是指对太湖的污染缺乏研究，导致大家对太湖的污染因子、富营养化形成机制等没有科学的认知。环保、水利、城建、农业……相关部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太湖治污无异于“盲人摸象”。

　　“太湖的污染治理就像医生看病，应该先诊断、后开方，否则只会事倍功半。”秦伯强说。

　　太湖水蓝藻多的时候腥臭难闻，必须用茶叶压腥除臭，否则就咽不下去

　　说起当年的研究工作，秦伯强用了四个字：困难重重。

　　当时国内基础资料很少、国外的经验又用不上，秦伯强只能带领学生从零开始，扎到太湖里搞野外调研。

　　“那时候太湖站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办公室、宿舍都没有空调，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死，一年四季潮湿得要死。”秦伯强笑着说，“最难受的是喝水。我们常年喝太湖里的水，也没有什么过滤装置，蓝藻多的时候腥臭难闻，所以必须用茶叶压腥除臭，否则就咽不下去。到现在我们还保留着这个‘传统’，喝水一定要加茶叶。”

　　比生活更苦的，是野外调查。由于缺乏经费，秦伯强只好雇渔民的打鱼船，和他们同吃同住。夏天的太湖就像一个大蒸笼，上有阳光直射、下有湖面反光、中间热气蒸腾，秦伯强他们晒得像煤炭似的黑。到了晚上，蚊虫成群结队、嗡嗡嘤嘤、挥之不去，他们常常被叮咬得体无完肤。太湖面积2300多平方公里，完成一次全湖采样，秦伯强要和学生们在湖上漂荡10多天。

　　除了全湖采样，还需要在典型湖区进行长年累月的定点采样和监测。秦伯强和学生们每次都是因陋就简，用钢管和竹竿在湖里搭一个简易的工作平台，然后把各种仪器挂在上面、放到水里，对湖流、波浪、水化学和水生物等进行多学科观测。夏天的湖面气温经常在35摄氏度以上，钢管摸上去都是烫的，他们在平台上一干就是一整天。

　　“最怕的是刮大风、下大雨，动不动就雷电交加，在平台上工作非常危险，科研人员稍不留神就会掉到水里。”曾任中科院南京所所长的杨桂山告诉记者。

　　这种状况，直到2012年才有所改观。

　　令记者深为感动的是，回忆当年的工作情形，秦伯强始终面带微笑：“那时候没觉得太苦，普遍条件不好。”

　　他甚至有些留恋：“晚上睡在渔船上，波浪拍打着小船，有一种睡在摇篮里的感觉。”

　　多次力排众议，为太湖治污开出良方

　　7000多个日夜的坚守、数百万人次的取样、监测，秦伯强团队获得了太湖生态环境要素变化的第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多学科交叉，开展了大型浅水湖泊富营养化及其驱动机制、内源污染、饮用水安全保障和湖泊生态恢复等系列研究，揭示了湖泊内源污染释放及其对蓝藻水华暴发的影响规律、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发展机制和湖泊生态系统退化机理，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控制对策和恢复途径。

　　秦伯强根据扎实的研究成果，多次力排众议，为太湖治污开出良方——

　　先控源截污，后生态恢复。2000年以来，“生态恢复”曾是国内科技界关于湖泊污染治理的主流观点。秦伯强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先通过工厂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管网建设和农业面源污染削减等措施，把太湖的外源污染降下来，等水质有所改善方可种草养鱼、进行生态恢复，否则会劳而无功。

　　底泥疏浚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在太湖治理过程中，许多环保公司热衷于底泥疏浚，多次向政府建议全湖挖泥。此举投资巨大、规模庞大，究竟利弊几何？关键时刻，秦伯强建议：底泥疏浚不能乱来，否则会起反作用。

　　他认为，湖中心开阔地带的风浪扰动比较强，复氧条件较好，底栖生物基本可以自动净化污染物，不需要特别处理；内湖、入湖河口等地区，由于是静水环境，底泥沉积的污染物太多、溶解氧太少，多数生物难以生存，就必须疏浚。

　　氮磷双控，治理蓝藻水华。借鉴国外湖泊治理上的经验，太湖治污中一直重视除磷，忽略了脱氮。对此，秦伯强提出，太湖是浅水湖，风浪扰动强、磷不容易沉淀，所以单靠控磷行不通；只有氮磷双控，才能有效降低富营养化和控制蓝藻水华。

　　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后，秦伯强的上述建议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逐步采纳、付诸实施。

　　“省政府和无锡市的领导很尊重科学家的建议，我们成为江苏省太湖治理领导小组成员中唯一的科研单位。每年四五月份，省太湖办都要来这里考察，听取我们对当年水情、藻情的分析建议。”秦伯强自豪地说。

　　太湖转危为安，秦伯强却摔断了左腿，从此拐杖不离身

　　凭借长期的研究成果和改进后的监测方法，秦伯强带领团队突破了蓝藻水华生消过程与实时动态模拟的关键技术，研发了蓝藻水华发生与“湖泛”预测预警系统，自2008年起每年4—10月定期发布蓝藻预测预警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据朱广伟介绍，太湖站的研究成果和治污建议，还被借鉴到滇池等许多湖泊的治理中。

　　不仅如此。太湖站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2016年，秦伯强团队成功申请湖泊研究领域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他们的多篇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美国、法国和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同行不远万里、带着经费到太湖站搞合作研究。

　　太湖逐渐转危为安，秦伯强却为此付出了健康代价。2008年，他到江苏省政府参加太湖治理专家委员会会议，下台阶时不小心踩空，摔断了左腿。医生叮嘱他一定要卧床休养半年，但出院不到一个月，他就坐着轮椅赶到北京参加太湖治理的水专项课题答辩。由于休养不好、左腿没能康复，他从此拐杖不离身。

　　尽管如此，秦伯强经常从南京驱车150公里到太湖站，拄着拐杖在湖畔边走边看，思索太湖的治理之道。